故乡的岁末是静悄悄的，偶尔，从不起眼的旮旯里飘出几声牲畜的哞咩声，在山间磕磕碰碰，须臾，便消融在重山之间。小溪浅浅地流着，没有一点声响，不大的溪面上仿佛冻住了，成了一块凝脂，这岁末的乡村，是一个静美人。 村口，一辆微斜的汽车停在山路边。车上三五个乡亲抱着自家的娃子，身边放在几个叠在一起的背篓。岁末了，农历新年将近，得去城里办点年货。 进城的汽车在山间一路颠簸，费不了几多时日，到了县城。乡亲们扶着栏杆，下了车，你家买些酒肉糖果，他家进点葵花花生，大家一路上有商有量，互相还能帮着照看下孩子、钱物，图个省事、放心。 身后的背篓渐渐沉了起来，等太阳打斜时，该买的年货也就打理得八九不离十了。 “娘，你忘了，还有我的新衣。” 正待大人准备回家时，一个孩子忍不住说道。 过年，给自家的娃子买件新衣，这是家乡亘古不变的风俗，正月初一时，孩子们一个个裹在暖和的新衣裳里，头微微仰着，出门四处晃晃，那才叫神气。大人们若想省点钱，假装忘了这新衣，那是不成的。 “没了新衣裳，我正月初一穿什么？” 于是，娃子们又是哭，又是闹，就是儿时的自己，也曾在母亲面前打过无数次滚，不惜把家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压上一遍，也得哭出自己的新衣来。 大人们被吵得心烦意乱，知道犟不过这些小娃崽，只得狠狠心，又匆匆到服装市场走了一回，这才坐上回乡的农用车，载着一车年货，回家去了。 岁末的日子一天天跑到了尾巴，娃子们时不时走到衣柜旁，往里面瞧上一眼，片刻，又心满意足地走开了。新年那天，母亲早早做了三五个菜，土鸡、水鸭、鲤鱼，样样都有，丰盛无比。吃饭前，按照惯例，要在家门前贴上春联，末了，还要给逝去的亲人敬上一杯薄酒。 家乡的春联很简单，没有太多文人雅士押韵、对仗之类的讲究，通常，就是“生意兴隆”“财源广进”那么几句。春联火红火红的，象征着一家人红红火火，字数虽然不多，但这寥寥数语，不正道出了农家人那份最朴实的期待么？ 贴了春联，母亲又递过来一个“福”字，让我贴在大门的中间。 我踮起脚，黏上米汤，把“福”字稳稳地贴在门上。 母亲看了看，说： “三儿，你贴错了，要倒着贴。” “为什么要倒着贴？” 我不解，问道。 “你想想看。” 母亲说。 过了会，母亲见我还是一脸的迷惑，又提醒道： “把‘福’字倒着贴，表示什么？” 我说： “倒‘福’？” 母亲说： “‘福’到。” 我猛地醒悟过来，这才明白“福”字要倒着贴的深意。 吃了晚饭，我和二哥常去大舅家串门。 大舅吃了年夜饭，一家人在屋里看电视。我和二哥一进门，便吵着表哥、表姐，要一起玩扑克。 我们玩的牌名叫升级，也叫五十K。打牌时，我和二哥一边，表哥和表姐一边，从五玩起，其中一方为庄家。庄家坐庄，另一方负责捡分，若捡到80分，则对方庄垮，庄家转入本方；若捡不到，则庄家进入下一级，直至把五、十、K三级全部打完。 一轮结束，胜负已分，输的一方要接受惩罚，用锅底的黑灰抹脸，三笔。我笑嘻嘻用指头在锅底一抹，给表姐点了一个美人痣，然后，又在嘴巴上面写了一个“八”字。 下面一轮，分水倒转。表姐手指抹了黑，毫不客气在我的额头上写了个“三”，笑歪了嘴。 就在我准备开始新一轮的时候，表姐突然使坏，在我的脸上加了一笔，原来的“三”顿时变成了“王”。 “你耍赖，都四笔了。” 我愤愤地说道。 表姐满脸堆笑，说： “你莫急，这一轮我赢了你，到时你还欠我两笔。” 大舅听了，发出一声大笑。 夜渐渐深了。 年夜里，很少出去串门的是母亲。 母亲常年经商，做小生意，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年夜和正月里，是仅有的几天空闲。我和二哥出门后，母亲在土坑里生了火，一个人享受着这难得的时光。后来，慢慢地，大哥也很少出去串门，陪母亲坐着。 母亲问：“来年，两个弟弟的学费有着落了么？” 大哥说：“恩，差不多了。” “以后，这两个娃子上了大学，不晓得这钱从哪里来？”母亲叹了口气。 “不是还有我么。”哥哥回答说。 “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亲事要放在心上。” “男人三十一枝花，不忙。” 大哥笑着答道。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。 午夜，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了。 鞭炮、花炮、礼炮霎时一齐作响，照亮了半个村寨。 一个人躺在岁末的床上，我想，不久的一天，我也将默默坐在母亲的身旁，为这个饱经风雨的家，竖起一根屋梁。 |